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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从“悦己经济” 、“陪伴经济 ”到“愤怒经济
”，当情绪被不断激活和延长、“创造价值”
，个体究竟是在被更好地理解，还是被留在一种难以自我退出的循环中？这既是现实的观察 ，也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制度性难题 。

　　作者：潘星

　　封图：图虫创意

　　“爱你老己 ”
，成了不少年轻人迎接2026年的一句开场白
。

　　这句话看起来轻松
、甚至有点自嘲，却迅速在社交平台上扩散开来。它不像传统的自我激励那样郑重其事 ，更靠近一种日常化、却敢于面向他人的表达
，那就是在压力 、不确定与疲惫之中，学会先照顾好自己与情绪并不可耻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情绪被视为“私人问题
”
。但近几年
，演唱会热潮
、“AI陪伴”等现象频繁进入公共讨论。情绪成为一种可以被谈论、被回应的公共经验，人们也越来越习惯通过消费 、服务和平台来处理情绪 。被安慰
、被理解与被回应 ，逐渐变成一种可以被期待、甚至被购买的体验
。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情绪经济开始浮出水面。

　　什么是情绪经济？

　　“情绪化设计塑造了情绪模型，建构了将消费最大化的情绪典范 。今天 ，我们最终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，而是情绪。 ”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如是写道
。

　　情绪经济的起点在于“情绪消费
”。传统经济学假定消费者基于理性和功能价值做决定
，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早已揭示，情绪在购买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所谓情绪消费 ，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内心愉悦 、慰藉
、认同或释放压力等情感需求而进行的消费行为
，这种消费的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于“被感受”的过程
。

　　历史地看 ，情感与消费并非今日才结缘。早在一个世纪前
，公共关系之父爱德华·伯内斯就上演过一次经典的情绪营销案例 。1929年复活节游行上，他雇佣一群女性手持点燃的香烟走上纽约第五大道 ，高呼“自由的火炬 ”
，将香烟巧妙包装为女性解放的象征
。这场公关秀让女性烟民人数激增，印证了情感符号可以为商品赋予强大的附加价值。时至今日 ，“自由”“快乐
”“爱”等情感符码依然是无数商品营销的灵魂 。

　　而所谓情绪经济
，更直接地将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 ”置于中心，成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 ，突破了过去以功能性、性价比为主导的逻辑，而是倾向于为能够带来情感共鸣 、心理安慰
、自我认同等情绪价值的产品埋单
。

　　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单纯的情绪消费，情绪经济要真正成立 ，至少要包含三层含义。首先
，情绪不只是影响消费，它本身成为一种可以打包、设计和交易的商品；其次 ，情绪经济的生产者不仅是内容创作者和品牌
，还包括掌握算法和传感技术的平台，它们通过捕捉和分析情绪数据 ，重塑产品设计与营销方式；第三
，情绪经济要求品牌从提供功能性价值转向提供意义和共情，建立长期的情感关系 。

　　在中国消费市场中 ，泡泡玛特是理解情绪经济如何运作的一个清晰样本
。

　　其盲盒模式的核心
，并不在玩偶本身，而在被刻意设计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在购买时 ，并不知道将获得哪一款产品；这种信息缺口制造了期待与紧张感，而隐藏款的存在则引入了类似抽奖的回报结构 。多项关于盲盒消费的研究表明
，这种不确定性通过提升“情绪价值
”而显著提高购买意愿，且这种情绪价值在所有感知价值中影响最大。换言之 ，消费者支付的并非单纯的物理商品
，而是一种被设计过的情绪体验
。

　　这对应了情绪经济的第一层含义：情绪本身被商品化。泡泡玛特出售的不是确定的产品，而是一段带有情绪波动的过程 ，其可复制性与可规模化
，使情绪成为可交易的经济对象 。

　　但情绪之所以能够成为稳定的商业资源，还依赖第二层机制 ，即平台化与数据化的生产
。泡泡玛特并不只是发行IP
，它还通过会员体系 、销售数据、复购率
、抽盒概率和二级市场价格，持续监测消费者对不同IP和系列的情绪反应。注册会员数、会员复购率和IP生命周期管理 ，实质上构成了一套对“情绪反馈”的运营系统 。哪些角色更容易引发收藏欲
，哪些系列更快引发疲劳，都可以被量化并反馈到下一轮产品设计与发行节奏中
。

　　在这一意义上 ，泡泡玛特的商业模式并不只依赖创意，而是依赖一套将情绪转化为数据 、再用数据调控情绪供给的机制。这使其更接近一种“情绪供给链 ”
，而不仅是零售网络 。

　　第三层含义体现在品牌关系的变化上
。泡泡玛特的IP不只是产品图案，而是被持续经营的情感符号。通过会员体系
、社群互动、主题空间和联名活动 ，消费者与IP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可延续的关系
，而非一次性交易 。企业的目标因此从“完成一笔销售
”转向“维持一段连接”，以提高复购率并降低获客成本
。

　　这三层机制叠加后 ，泡泡玛特的商业逻辑便不再主要围绕生产效率或功能差异
，而是围绕情绪的设计 、测量与维系展开。在这种结构下，情绪不再只是影响消费的心理因素 ，而成为被系统性组织与变现的经济资源 。这正是情绪经济在现实市场中的一种具体呈现。

　　事实上
，情绪经济正迅速地从“蓝海 ”变为“红海
”
。早在2025年泡泡玛特爆红
、人们注意到情绪经济爆发之前，咨询机构MobTech研究院在2024年发布的《情绪经济消费人群洞察报告》显示 ，在当年
，“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已成为中国年轻人消费的首要动因，相关比例超过40.1% ，这意味着近半数年轻消费者把愉悦感、心理满足和兴趣驱动放在了购买决策的核心位置。同一年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5–2029年情绪经济趋势报告》认为
，2024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约2.3万亿元，并预计在未来数年持续增长 ，到2029年可能突破4.5万亿元 。

　　同时
，将情感直接作为一种经济资本，也被纳入更广阔的“情绪经济 ”概念之中
。在经济学家的定义之下 ，情绪经济被描述为“让人们的内心体验成为经济资产
”
，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偏好 、日常习惯和生活意图等情感分享构成了“共感网络”，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具体来说 ，短视频与社交平台实际上正在经营一张“情绪网络 ” 。用户的停留时长
、点赞、评论语气和转发行为
，被用来判断什么内容最容易引发情绪反应，无论是愤怒 、共鸣还是安慰
。算法据此调整推荐 ，使情绪本身成为流量分配的重要依据。在这里
，情绪不再只是被表达，而是被系统性地捕捉与放大 ，转化为可运营的注意力资源 。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陪伴型AI与情绪服务中
。冥想
、睡眠、虚拟陪伴和心理疏导类应用出售的，并不是信息
，而是一种被回应与被理解的感觉。用户留下的每一次情绪波动，都会转化为可被分析和利用的数据资产 ，用于延长使用时长和提高黏性 。

　　情绪经济之所以出现
，表面上像是介于“消费升级”和“口红经济
”之间的一种“混合体”
。一方面，它延续了消费升级的路径。当功能逐渐同质化 ，体验 、氛围与自我感受开始成为溢价来源 。另一方面
，它也带着“口红效应 ”的逆周期底色。在不确定与压力上升的时期，人们反而更愿意为那些小而确定的快乐、安慰与掌控感付费
。

　　往往被忽视的是 ，人工智能的进步
，也是推动情绪经济浮出水面的一股潜流。美国学者罗兰·拉斯特（Roland Rust）与黄明晖（Ming HuiHuang）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经济：人工智能如何创造共情时代》一书中提出，当人工智能接管越来越多数据处理
、计算、预测等“思考任务
” ，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被迫 、也将被凸显地转向“感觉任务”
，即沟通
、共情、审美与创意等情感劳动 。他们基于美国劳工部数百万份工作任务数据的分析指出，2006年至2016年间 ，各行业的任务结构普遍从“思考 ”转向“感觉
”，预示着一种从“思考经济”到“感觉经济 ”的迁移
。

　　因此
，随着AI渗透的加深，围绕“情感共鸣 、心理安慰
、自我认同
”展开的情绪经济 ，只会更关键。

　　情绪经济“三重门”：悦己、陪伴与愤怒

　　这两年
，一些看似分散在不同领域 、却被反复刷屏和讨论的热点频频出现 。2026年，年轻人用一句“爱你老己 ”开启新的一年；而在过去的2025年 ，演唱会一票难求
、AI陪伴走进更多人的日常
，社交平台上的情绪冲突也变得更加密集
。这些现象或许共同构成了“情绪经济
”的不同侧面，或暗示、或明示 ，情绪正在被越来越明确地纳入消费 、互动与平台运作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
，悦己
、陪伴与愤怒，构成了情绪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运作方式 。

　　2026年年初 ，“爱你老己”刷屏
，让“悦己经济 ”被推到了台前
。

　　“老己”的“己
”，是自己的“己”。年轻人用第三人称把自己当作“老朋友 ” ，把原本带点道德训诫意味的“爱自己
”，改写得更轻巧、更日常 、也更可实践 。比如
，给自己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去一次盼望已久的爱豆的演唱会 ，或安排一趟放松自我的旅行
。

　　“悦己经济 ”的典型形态五花八门
，但都指向“满足自我心理愉悦
”这一核心。

　　其一，是以睡眠、疗愈
、轻养生为代表的“身心健康支出”快速扩张 。按摩、香薰 、冥想
、汤泉、情绪放松课程等服务 ，正在从“偶尔犒赏 ”变成许多人预算中的固定条目。美团数据显示
，2024年“疗愈
”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441%
。

　　其二，是“小众爱好”的消费开始抬头。《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 ，56.3%的年轻消费者将“兴趣与情绪满足 ”视为重要消费动因
，较上一年提升16.2个百分点，并将这种选择归因于压力 、内卷与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心理诉求 。攀岩
、飞盘、露营 、潜水
、手冲咖啡等原本偏边缘的兴趣 ，正在进入年轻人的稳定支出清单
。根据《中国攀岩行业发展报告（2024）》
，截至2024年底，全国商业攀岩馆数量达到811家 ，同比增加175家，增幅约27.5%。飞盘、露营等项目的相关搜索量在两年内保持高位增长 。

　　这些小众爱好之所以被纳入“悦己经济
”
，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新潮，而在于它们不依赖外部评价 ，也不追求情绪峰值
，而是通过持续参与，形成一种低强度但可延续的满足感
。它们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 、可反复的自我体验 ，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更可控的心理支点
，成为“悦己经济”中相对稳定的一部分。

　　其三，是私人的“即时满足 ”与集体的“情绪共同体”并行扩张 。一端 ，是甜品
、香薰、盲盒等小额 、高频的情绪调剂型“悦己
”商品持续热销
，被概括为“年轻人续命三件套”，帮助年轻人缓解当下的疲惫、烦躁与空虚感
。另一端 ，则是一种更昂贵
、也更集中的情绪支出
，把“悦己 ”从个人日常推向公共场景的演唱会经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简报显示，2025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达616.55亿元 ，其中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贡献324.48亿元，占比过半；围绕演出形成的“票根经济
”与文旅消费
，被视为情绪经济市场持续火热的重要支撑 。

　　最近，随着“AI陪伴”进入公众视野 ，人们才意识到
，“陪伴 ”早已不只是情感话题，而是一门正在成型的生意
。事实上 ，在AI之前
，围绕孤独、陪聊 、情感支持与持续互动展开的“陪伴经济
”，就已找到自己的商业化路径。

　　最直观
、也最稳定的形态 ，出现在宠物经济中 。到2025年
，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接近30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宠物的食品和医疗支出
，越来越多的消费流向陪伴相关的支出，如互动玩具、宠物摄影 、纪念服务
。宠物在很多家庭中承担的 ，已不仅是被“饲养”的对象，而是一段被长期投入
、情感确认、具有高度黏性的陪伴关系。

　　另一条“陪伴经济 ”逐渐日常化的路径
，是情感支持与心理健康服务 。如今，大众对心理求助的接受度明显提高 ，同时
，互联网降低了心理服务的使用门槛
。对许多用户而言，线上咨询比走进咨询室更容易迈出第一步。中国心理学会与行业平台的数据显示 ，2023年
，约65.7%的心理咨询通过视频或语音方式完成 。事实上，全球心理健康服务产业都在加速产品化
。根据市场研究机 构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与Grand View Research的测算 ，全球心理健康类App市场在2024年前后已进入60亿美元量级
，并预计在2025年突破70亿美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5%左右。

　　最近 ，“AI陪伴
”进入公众视野
，也成为“陪伴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2025年年初，中国AI情感陪伴类应用的月活跃用户规模已达数千万级
。美国调查机构Common Sense Media的一项调查发现 ，大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，他们会选择与AI进行重要对话
，有时甚至超过与现实朋友的交流频率。

　　但需求之外，风险也随之显现 。2025年披露的国内首起AI陪伴类应用涉嫌传播淫秽内容的刑事案件 ，使这一赛道的问题首次以司法形式浮出水面
。“AI陪伴 ”的内容边界 、情感依赖以及平台责任问题
，进入了严肃的公众讨论之中。当AI被设计为“陪伴者
”，它究竟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金融时报》曾刊载一封由英国约克大学自治安全中心教授伊布拉欣·哈布里等学者联名撰写的公开信 。信中提醒 ，把AI描述为“富有同理心”
，本身就可能构成安全风险。在日常闲聊等低风险场景中，AI的情绪回应或许无伤大雅；但一旦进入心理辅导
、医疗咨询等高风险情境 ，这种被“模拟 ”的共情很容易让用户误以为自己正在获得可靠帮助
，从而放松警惕
。基于对超过15万次AI参与的临床咨询对话的分析，这些学者强调 ，同理心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安全外包的功能
，“真正的照料仍然需要由具备判断能力和责任主体的人来完成，而不应由系统替代”。

　　2026年年初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开征求《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首次对“AI伙伴
”“AI陪伴”等产品作出明确界定
，并提出连续使用时长提示、在极端情绪场景下转接人工干预等要求 。

　　总体而言，如何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守护好伦理边界 ，将决定“陪伴经济 ”
，特别是在技术加持之下的“陪伴经济
”，能走多远
。

　　“愤怒”及其相关负面情绪 ，正在成为最稳定 、也最容易被放大的情绪资源。作为情绪经济中更处于灰色
、不被看见的部分
，“愤怒经济 ”投下的阴影，早已覆盖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

　　2025年 ，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愤怒诱饵
”（ragebait）评为年度词汇
，认为在社交平台上，那些刻意激起愤怒、对立和羞辱的内容 ，正在系统性地获得更多传播
。

　　早在十多年前
，美国学者杰弗里·M·贝里和莎拉·索比拉杰就在他们合著的著作《愤怒产业》（The Outrage Industry：Political Opinion Mediaand the New Incivility）中指出，“愤怒”已经从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 ，演变为一种稳定的媒体生产模式。在他们看来，愤怒并非偶发
，而是被制度化地嵌入内容生产流程，通过“夸张 、羞辱、道德对立和持续刺激 ” ，吸引注意力
、锁定受众
，并形成可预测的商业回报 。

　　这一逻辑在算法时代被进一步放大
。相当多实证研究表明，愤怒比其他情绪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在对数千万条社交媒体信息的分析中发现 ，带有道德愤怒色彩的内容
，其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显著高于中性信息；用户表达愤怒时，转发与互动概率明显上升 。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也指出 ，在推荐算法环境中
，愤怒更容易被识别为“高互动价值信号
”，从而获得额外曝光
。

　　当然 ，平台机制并非有意“制造愤怒”。算法本身并不理解情绪的社会后果
，但它对“注意力反馈 ”高度敏感：点击、停留 、评论
、转发，都会被视为成功信号 。比如 ，Meta在内部文件中曾指出，带有愤怒表情回应的帖子传播范围显著。久而久之
，系统学会了哪种情绪最“值钱
”
。愤怒因此成为一种被反复验证的有效策略，在娱乐、消费 、直播乃至日常热点事件中皆是如此。

　　这种情绪逻辑进一步渗入商业实践 。在短视频平台上 ，制造冲突
、羞辱他人、放大不公的内容
，更容易被完整观看
。在直播带货中，愤怒与焦虑被用于制造紧迫感 ，类似“再不买就下架了”的话术
，往往比理性介绍更有效。

　　作为情绪，愤怒本身当然具有正当性 。但当愤怒被嵌入算法推荐和商业激励之中 ，它便开始遵循一种与抽卡 、盲盒相似的强化逻辑
，即通过反复制造情绪的剧烈波动，期待
、失望、反转 、再期待 ，来维持参与本身
。心理学将这种模式称为“变动比率强化 ”
，当回报并不稳定却偶尔出现时，最容易让人停不下来。这是因为被激活的并非单次满足 ，而是一种围绕挫败与补偿反复运转的情绪循环 。这个概念最早由心理学家B.F．斯金纳提出，后来被广泛用于博彩和电子游戏研究
。当这种强化机制被嵌入算法与变现结构之中
，愤怒便不再只是表达立场的情绪，而开始具备可重复调用的价值。它被不断激活
、持续放大 ，逐渐构成一种稳定运转的“愤怒经济” 。

　　从“悦己经济
”、“陪伴经济”到“愤怒经济 ”
，当情绪被不断激活和延长 、“创造价值
”，个体究竟是在被更好地理解 ，还是被留在一种难以自我退出的循环中？这既是现实的观察
，也是接下来需要面对的制度性难题
。

　　情绪经济有未来吗？

　　随着情绪经济逐渐扩展为一种主流消费逻辑，它也开始暴露出更复杂、甚至更矛盾的一面。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 ，当自我“情绪价值”的供给被系统性地交由市场来完成时
，它很容易滑向一种去政治化
、去公共性的“自我管理方案 ” 。

　　“照顾自己不是纵容，而是自我保存 ，这是一种政治行动。
”这是美国诗人奥德丽·洛德在20世纪70年代写下的名句
。她的意思是
，生而为人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并非为了取悦自己 ，而是在偏狭的社会结构中保存身体与精神、积蓄能量。

　　“自我关怀原本是一种应对结构性压迫的生存策略，如今却被简化为一系列可购买的生活方式选择 。”早在2017年
，《卫报》就在一篇评论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洛德的概念被“挪用 ”并移植到当代消费文化中 ，被剥离了集体处境
，只剩下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生活姿态
。人们在情绪层面的自我关怀（self-care）正在被“彻底去政治化
”，不再意味着休息 、拒绝过度劳动或建立支持网络 ，而是被具体化为泡泡浴
、果蔬汁、瑜伽课程和冥想APP等“看起来积极 、实则高度私人的消费实践”
，不过是“及时行乐的升级版 ”。

　　提出“情感资本主义
”（emotionalcapitalism）概念的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EvaIllouz），对这一转向有着更系统的分析 。她指出 ，当情绪管理与心理修复被高度商品化
，个体更容易被引导去“调整自己”，而不是质疑制造焦虑
、倦怠与不安全感的社会条件
。在这种逻辑下 ，情绪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个人项目
，而非公共议题。情绪经济确实能够在短期内为个体提供安慰，但也可能将结构性问题重新内化为个人责任 。不快乐 ，似乎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选对产品、课程或生活方式
。

　　“把关怀私有化，意味着把脆弱性从公共议题转化为个人负担。 ”政治理论家琼·特朗托在著作《关怀民主》（Caring Democracy）中如是写道 。因此
，情绪经济的风险，并不在于人们追求舒适与快乐本身 ，而在于这种追求被不断推回个人层面
，并主要通过消费来完成
。如果幸福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可被间断购买的“小确幸”，那么他人的处境 、公共制度乃至集体责任 ，都容易被视为与己无关的“外部变量
”。

　　从这个视角看
，未来情绪经济的边界，或许并不取决于市场还能制造出多少新的安慰形式 ，而在于社会是否愿意直面这些情绪所指向的共同处境 。否则
，当消费被默认为唯一出口，情绪在被不断调用与放大的过程中 ，反而更容易脱离原本的经验语境
，走向扭曲
、夸张，甚至极端化。

　　但在前文提到的罗兰·拉斯特与黄明晖那里 ，对情绪经济的判断并不止于风险与修正
。他们的论述中，始终保留着一种变革性的乐观：情绪并非只是被消费和剥削的对象
，相反，它预示着劳动力端长期被低估的感受能力 ，正在被重新计价。

　　在他们看来
，情绪经济真正深远的影响，未必首先体现在消费端 ，而更可能体现在权力与能力结构的重组上 。“感觉经济的一个重要结果
，可能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系统性上升
。”他们在《感觉经济》中直言。当人工智能逐步接管分析、计算与预测等“思考任务 ”，人类的比较优势将转向共情 、沟通
、关系维护等长期被视为“软技能
”的领域 。

　　在书中 ，两位作者反复强调
，即便共情能力上的差异“并不巨大”，但在竞争环境中 ，“哪怕是微小的平均差异
，也会在市场机制中被持续放大 ”，最终体现在职业分布与组织层级上
。他们援引美国劳动力数据指出 ，早在人工智能全面渗透之前，那些高度依赖社会互动与情绪判断的高技能岗位
，女性占比就已持续上升。

　　因此，他们提醒 ，不应再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受益者想象为“冷冰冰的理性机器
”
，而应看到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 。“当感觉成为稀缺资源，理解他人本身就会转化为经济价值
。”